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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佳璇 特约撰稿田丰、杨燕、丁睿

2020年9月16日，参观者在2020 线上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实体展馆参观智慧医疗觅影检测

根据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向《瞭望东方周刊》提供的数据，截至2020年12月初，中国已经有900家互联网医院，远程医疗协作网覆盖所有的地级市2.4万余家医疗机构，5500多家二级以上医院可以提供线上服务。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阶段是我国互联网医疗发展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节点。更多患者体验了互联网医疗服务，特别是公立医院的互联网化进程进一步提速，政府也更加重视这支力量。”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研究员、银川互联网医疗健康协会秘书长傅虹桥对本刊记者说。

2020年11月2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发布《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医疗服务医保支付工作的指导意见》，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远程医疗网络能力建设的通知》，两份文件进一步明确国家将发力推进“互联网+”医疗服务。

自2020年2月以来，国务院办公厅和相关国家部委已针对“互联网+”医疗服务发布了多项支持政策。“云看病”得到了空前的社会普及。对此，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人口学学会副会长陆杰华向本刊记者介绍：“更多的老百姓开始熟悉并认同互联网医疗的独特优势。”

当下的问题是，“互联网+”医疗服务质量如何进一步提升，发挥出更大的社会效益？如何服务于健康中国建设的大国战略，为医疗供给的公平普惠作出贡献？

第二战场

顾雪非是国家卫健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医疗保障研究室主任，他为《瞭望东方周刊》梳理了我国“互联网+”医疗服务的发展进程：在2018年以前，主要提供查询等信息服务、医药电商等产品服务、挂号预约等非医疗服务和轻问诊等咨询服务；

2018年到2019年，我国出台相对密集的政策鼓励互联网医疗发展，同时也加强对其规范要求与监管；

2020年发生的新冠疫情，在客观上为互联网医疗提供了巨大需求空间和用户基础。

“这次疫情当中，我们看到对未来发展有长期影响的事情，就是大家对互联网医疗的需要。”2020年4月，在人民政协报、人民政协网举办的“加强慢病综合防控，助力抗击疫情”在线座谈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卫计委原主任方来英这样说。

疫情催化之下，“互联网+”医疗服务迅速升温，成为人们在特殊时期问医的一种重要方式。

“疫情期间，许多慢病患者因为找不到医生和药物而产生焦虑情绪，这是非常可怕的。我们打开网络医院给患者进行视频治疗后，情况才得以缓解。”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常委、湖北省内分泌学会主任委员、武汉同济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余学锋说。

在实体医疗机构面临防疫压力、线下就医交叉感染风险增加的情况下，“互联网+”医疗服务可以实现线上分流患者、缓解线下压力，并通过远程医疗实现专家在线指导支援基层的效果。因而，线上成了“抗疫第二战场”。

在这片“战场”上，多方协作开展了规模前所未有的线上义诊活动。

疫情期间，微医平台、京东健康分别联合多地政府、人民日报和健康时报，向用户提供免费在线问诊和心理疏导服务。2020年2月2日，好大夫在线为平台上21万名医生开通个人专属义诊通道，不到两周便有4.5万名医生向自己的患者发出通知，告知患者可以在线问诊。

除了平台方，一些公立医院也在官方微信公众号或移动App上开设了线上义诊。其中，武汉协和医院在2020年1月下旬便投入了320名医生进行24小时轮流问诊，高峰期一天内接诊1.2万名患者。

疫情催化出的“互联网+”医疗服务需求增长有多大？仅看好大夫在线App的数据，自2020年1月20日至4月12日，好大夫在线平台总接诊患者人次超672万，接诊医生总数超8万名，高峰时期日均在线问诊需求量较2019年12月增长648%。

2020年2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先后发布两个专门通知，支持利用互联网手段支撑疫情防控工作。

这场特殊情况下的“社会实验”，凸显了“互联网+”医疗服务的优势。傅虹桥说：“互联网医疗服务的核心优势是打破了时空的界限。传统医疗是面对面的线下服务，互联网不需要面对面，有便利性，可以进一步带动资源与流程的优化。”

同时，“互联网+”医疗服务在突破地域限制、扩大医疗服务“溢出效应”，避免患者“盲目就医”、缓解医疗资源紧张状况的有效性上，也得到了验证。

由重庆某科技集团投资打造的康猫科技理疗平台工作人员在展示用于远程诊疗的胶囊内镜和数据接收设备（唐奕/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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